“这些对作家、对人类都是严重的缺陷。对此我也只有随遇而安了。我坚持按照自己制定的模式行事。我并不是说这个模式完美无缺，但我想这是在老天赐予我的种种境遇和非常有限的能力之下，自己所能期望的最佳模式了。”

——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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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时问自己，如果我以全部生命献身文学的话，是不是本可以成为一名更好的作家。还在比较早的时候，几岁我记不清了，我就曾下定决心，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我就要尽自己所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仅仅写作于我而言似乎并不足够。想为自己的生命设定一种模式，写作在其中会是重要的部分，但还有其他许多对人类而言正当的活动；而死亡则在最后功德圆满地画上句号。

我有很多缺陷。我长得矮小，有耐力，但没什么体力；我口吃，害羞，我身体不好。我没什么游戏细胞，而游戏是英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知道是由于以上的什么原因，或者是出于天性，我对同伴有种本能的畏缩，这使得我很难和他们相熟。

我喜欢一个个的人，而不怎么喜欢一群人。我也没有那种刚认识就可以向别人展示的迷人之处。尽管多年来我已经学会了在被迫和陌生人接触时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但我从没有第一眼就喜欢上什么人。我想我不会在火车车厢里和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打招呼，也不会在客轮上与一个同船的人说话，除非他先跟我说。肉体上的羸弱使我无法享受三杯酒下肚引发的人际交流；还远没达到很多人高兴地和所有人称兄道弟的酩酊状态之前，我的胃就已经翻江倒海，整个人难受得要命。

这些对作家、对人类都是严重的缺陷。对此我也只有随遇而安了。我坚持按照自己制定的模式行事。我并不是说这个模式完美无缺，但我想这是在老天赐予我的种种境遇和非常有限的能力之下，自己所能期望的最佳模式了。

亚里士多德在寻求人的特殊机能时认定，既然人类和植物一样能够生长，和动物一样可以知觉，却独有理性的成分，则人类的特殊机能就在于灵魂的活动。由此他得出结论：并非如人所认为合乎情理的那样，即人应该培养他认为属于人类的三种形式的活动，人们只应追求对自身而言特殊的那一种。哲学家和道德家们满腹疑虑地看待人的肉体。他们指出，肉体的满足是短暂的。但快乐终究还是快乐，尽管它不能永远使人愉快。在大热天一头扎进冷水很舒服，即使你的皮肤不一会儿就不再对冷那么敏感了。白色不管持续一年还是一天，都不会更白。

我一直试着去设定一种模式来体验所有的感官快乐，而短暂行乐正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我从不担心过度，偶尔过度会让人感觉兴奋。它能防止适度成为一种让人麻木的习惯。它能滋补肌体，放松神经。肉体沉浸于愉悦之中时，精神常常最为自由；确实，有时星星从贫民窟看去要比从山顶看更加明亮。肉体所能感知的最强烈的快感是性交的快感。我曾认识一些人倾其一生专注于此的，他们现在已经老了，但我不无惊讶地注意到，他们认为此生并未虚度。天生的吹毛求疵使我无法沉溺于这种特殊的快乐，这一直是我的不幸。

我练习适度之道，因为我很难被取悦。当我不时地看到那些在他们伟大的情人身上满足了欲望的人们时，我并不嫉妒他们的成功，而往往震惊于他们“胃口”的强健。显然，如果愿意吃羊肉末儿和芜菁叶，那你就不会常常饿肚子。

大多数人过着受变幻莫测的命运所掌控的随遇而安的生活。很多人受迫于其出生的境遇和生活的必需而保持一条笔直且狭窄的生活道路，在这条路上，没有向左转或者向右转的可能。生活的模式就是在这条道路上形成的。生活本身逼迫着他们。这样的模式若不像人们自觉努力去创建的那样完满，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不过艺术家处于一个享受特权的位置。

我用“艺术家”这个字眼，并不意味着要衡量他所创作作品的价值，而只是用来指专心于艺术的人。我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词。用“创造者”有些自负，而且要求的独创性似乎很少能够得到确证。“工匠”显得不够。木匠是工匠，尽管他可能算是狭义的艺术家，却缺少通常说来最无能的三流文人、最蹩脚的拙劣画师都能自主掌握的行动自由。艺术家能在特定的限度内将自己喜爱的变为自己的生活。在其他行业，比方说医药或法律行业，你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这些客户；但一旦你选定了，你就不再自由了。你会受到职业规范的束缚，你身上也会被加上一种行为标准。模式是预定好的。只有艺术家，或许还有罪犯，才能制定自己的生活模式。

或许是年轻的时候即有的一种天生的整洁感让我为自己的人生设计了一种模式；或许是源于我对于自身的某种发现，关于这一点，后面我将略微述及。这一设计的缺点就在于它可能扼杀了自发的萌芽。真实生活中的人和小说中的人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生活中的人都是些冲动的动物。曾有人说，形而上学是我们为基于直觉而相信的东西找到的糟糕的理由；也可以说，在日常行为中，我们通过深思熟虑来认定做我们想做的事是否正当。向冲动投降就是模式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一个更大的缺点就在于它引导你过多地生活在未来当中。一直以来我都知道这是自己的一个毛病，虽然也曾努力改正，却徒然无功。除了通过意志的努力，我从没有希望过去的瞬间能稍稍停留，让我从中得到更多的享受，因为即使它带给我之前曾热切盼望的东西，我的想象也会在得到满足的刹那，忙于期待即将来临的未定的喜悦。

我没有一次沿着皮卡迪利街（Piccadilly）南边走的时候，不为北边正在发生的事惴惴不安。这很傻。过去的瞬间是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的，将其最大的价值从中提取出来不过是常识而已。将来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在，也会像今天看上去这样微不足道。不过常识对我可没大用。我不是觉得现在令人不满意，我只是理所当然地接受它。它交织在模式当中，而使我产生兴趣的还是即将到来的东西。

我犯过很多的错误。我常常为一种作家尤其容易产生的倾向所扰，即渴望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做出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所做的某些行为。我曾尝试过对自己的天性而言属于异类的事物，并且固执地坚持，因为我的虚荣心不允许自己承认被打败。我曾经过多地注意别人的意见。我曾经为一些无价值的东西做出牺牲，因为我没有承受痛苦的勇气。我曾经做过傻事。我有敏感的良心，我曾在这一生中做了某些无法全然忘记的事。如果我曾经有幸成为天主教徒，那我本来可以将自己的这些都做告解，在经受惩罚而获宽恕之后，永远不再把它们挂在心上。我曾经按照常识提示自己的那样去对待它们。

我不为它们感到后悔，因为我认为，是自己的严重错误使我学会包容别人。这花了我很长时间。年轻的时候我特别没有宽容心。我还记得自己听到有人说“伪善是恶行送给美德的颂词”时的愤怒，这话并非原创，但那时我是第一次听到。我想人应当有承担恶行的勇气。我有诚实、正直、真实的理想；使我没有耐心的不是人的软弱，而是人的怯懦。对不负责任、见风使舵的人我不留任何余地。可我从没想过，没有人比我更需要纵容自己了。

初看来有些奇怪，我们自己的罪过对自己而言似乎远没有他人的罪过那么十恶不赦。我猜原因在于我们知道引发那种罪过的一切环境，所以我们会尽力原谅自己，却无法原谅发生在别人身上同样的罪过。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自身的缺点上，但当迫于种种麻烦而去考虑它们时，我们发现自己很容易谅解这些缺点。说不定我们这么做是正当的，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自身的好与坏，我们必须一起接受。

但当我们去评判别人的时候，评判他们的并不是我们真实的自我，而是撇除了一切违背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提出在世人的眼里会辱没自己的东西之后，形成的自我形象。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揭穿某人正在撒谎时，相当地鄙视他，但谁敢承认自己说过不止一次谎话，而是一百次呢？

我们震惊于发现伟人的软弱、狭隘，不够诚实或是自私，滥交，空虚或是放纵；很多人都觉得，向公众揭发大众英雄的缺点不够光彩。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他们都是伟大与渺小、美德与恶行、高贵与卑微的结合体。有些人有更强的人格力量，或者拥有更多的机会，于是就可以在这个或那个方面，任其本能更自由地发挥，但就可能性而言，他们都是一样的。

对我来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好或更糟，但我知道，如果我把生活中的每个举动和脑海中闪过的每个念头都写下来，那么世人会把我当作邪恶的魔鬼。

我想知道，一旦人们开始检视自己曾有的想法，他们是否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去谴责别人。我们生活的一大部分被幻想占据着，我们的想象力越丰富，这些幻想就会越变化多端、生动逼真。当这些幻想自动登记好摆在面前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面对呢？那时的我们一定羞愧难当。我们也许会大喊：我们并不是真的卑鄙、邪恶、狭隘、自私、淫荡、势利、空虚和脆弱，诸如此类。

然而，我们的幻想就和行为一样是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什么生物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对这些想法负责，正如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样。人们会忘记在自己思绪中游荡的可怕想法，却会在别人身上发现这想法时而感到愤怒。

歌德在《诗与真》注40中讲述自己年轻时无法忍受自己的父亲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中产阶级律师。他认为自己的血管里一定流淌着高贵的血脉。所以他力图说服自己，一个在城市中旅行的王子遇见并爱上了他的母亲，那他就是这样一种结合的后代了。我读的这一版图书的编辑就这一主题愤愤不平地做了脚注。在他看来，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为了势利地炫耀他高贵的私生子身份而去攻击他母亲毫无瑕疵的美德，显得很不光彩。

这当然是不光彩的，但这并非什么不自然的事，我还要冒险加上一句，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肯定有不少浪漫、反叛而富于想象的男孩曾在心里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即他们并非自己那古板而正派的父亲的儿子。他们根据自己的特质，将自己感觉到的自身优越归因于某个不为人知的诗人、了不起的政治家，或者是执政的王子。歌德晚年高贵庄严的态度激发了我的崇敬之情；他这样的告白使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更加温暖的感情。因为一个人即便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但他终究还是一个人。

我猜想，圣徒们以生命献身善业且忏悔已经救赎了他们过去的罪时，折磨着他们的是在内心深处和他们的愿望对抗的这些淫亵、丑陋、卑琐和自私的想法。如我们所知，圣依纳爵·罗耀拉注41在去孟斯烈隐修院（Monserrat）做总告解后得到赦免，但他还是为罪恶感所困扰，并因此而一直处于自杀的边缘。一直到他皈依天主教之前，他都过着当时出身良好的年轻人过的普通生活；他多少认为自己仪表堂堂，于是通奸、嗜赌，但至少在一种场合之下，他会表现出少有的宽宏之心，而他一直都是可敬、忠诚、慷慨和勇敢的。如果他无法得到安宁，那么原因似乎就在于他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些想法。得知即使是圣徒也会这样受折磨是一种安慰。

看到俗世中那些正直而高贵的伟人庄重地坐在那里时，我经常问自己，在那样的一些时刻，他们可曾记起自己的内心有时也会被孤单所占据，而这是否会令他们不安地想起潜在的自我暗藏的秘密。在我看来，知道这些幻想对所有的人都很平常，会让人产生对人对己的宽容之心。如果它们能让我们以幽默感看待我们即便是最杰出、最体面的同伴，或者能引导我们不过于认真地对待自己，那也是不错的。当我听到法官在法庭上进行虚情假意的说教时，我会自问，他们是否可能像他们说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忘掉他们的人性。我希望他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the Old Bailey）的那一束花旁边，还会放上一包卫生纸。那会提醒他，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人。

▲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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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丨选自《毛姆文学课：如何阅读与写作》，[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孙戈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

图片丨Photo@写真迷

编辑丨Jo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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